回乡的第一夜，我宿在县城的小宾馆里。刻意留这一夜作缓冲，仿佛登台前的静默，我要以最饱满的状态，迎接与故乡的久别重逢。凌晨四点醒来，窗帘缝隙里还不见晨光，只有远处街灯晕开的一抹橘黄。手机屏幕忽然亮起，是三妹在家族群里发的晨游照片——村小学静立在薄雾里，红砖墙斑驳依旧；机耕道如土黄色的带子，在稻田碧浪间蜿蜒；高丽壕边的野花星星点点，一切浸润在初升太阳红彤彤的光晕里，美得让人不敢相认。这些熟悉又陌生的景致在冰冷的屏幕上静默铺展，我的心忽然被什么攫住了。当年我们拼尽青春逃离的乡土，如今竟成了漂泊灵魂争相归来的方向。这中间，横亘着的何止是岁月，更是一场时代与情感长达半世纪的博弈。
“逃离”，这两个字曾是母亲喉间一块咽不下吐不出的石头。夏夜在院子里乘凉，她摇着蒲扇，目光越过黑黝黝的远山：“你们谁有能耐，谁就往外爬，爬出这地垄沟，就算赢了。”那样的叮咛，在我们混沌未开的年岁里反复回响，像种子深埋。真正的诱惑来自大姑在县城的生活——她家窗明几净的水泥房，阳台上晾着的确良衬衫，厨房里飘出的不是柴火味而是煤球炉特有的暖香。那样的生活画卷，让我们这些泥孩子忍不住踮脚眺望。
可出路究竟在哪儿？十六岁那年的黄昏，我站在村口的老榆树下四处张望。东边是无尽的沼泽，芦苇荡在风中发出空洞的呜咽；西边是陡峭的断崖，像一堵天然的围墙；南北两侧，是无数个比我们万北还要困顿的村庄，在暮色中升起稀稀落落的炊烟。天地无言，只有归巢的乌鸦在头顶盘旋，发出刺耳的啼鸣。
转机发生在1977年那个燥热的夏天。高考恢复的消息像野火燎原，烧遍了每个角落。在村小代课的二哥，仅复习一个月，就以乡唯二本科、村唯一大学生的身份，石破天惊地冲了出去。于他，是人生的突围；于我们，却是推开了一扇看世界的窗——每个寒暑假，他都带回来远方的故事：图书馆比我们公社大院还大，实验室的仪器闪着金属的冷光；每封来信，信纸都沾着陌生的气息，邮戳上的城市名字让我们反复摩挲。
读书，成了逃离的唯一途径。靠着父母拼尽全力的托举——母亲熬夜纳鞋底卖钱，父亲偷偷去林场扛木头——我这个农村女孩读完高中也考上大学，成为村里第二个本科、第一个女大学生。记得收到通知书那天，母亲带我去三叔家报喜。三叔蹲在门槛上抽旱烟，烟雾缭绕中他黑着脸说：“供你们念书有啥用？出去了就不回来！”当时只觉得那句话像针扎进心里，如今才懂得，他是心疼我母亲——父亲刚去世半年，分产到户刚满一年，她独自撑起这个家，犁地、播种、收割，像个男人一样在土里刨食，实在太难。
逃离的风继续吹。第二年，二哥为三妹在城里谋得临时工的差事。母亲没有丝毫犹豫：“不管是谁，走一步是一步，谁爬出这泥坑谁享福。”送三妹走的那天清晨，露水很重，母亲的布鞋很快湿透了。她一直站在村口那棵老榆树下，直到班车卷起的尘土完全消散。
这股风到九十年代依然强劲——小妹以中考全县第三的成绩光荣逃离。这场胜利不属于一个人，更属于我们含辛茹苦的母亲，属于整个家族！
出去四个，我们似乎已足够幸运。但走出去的人越多，留下的人内驱力就越发强烈——“总得出去看看”。大哥和小弟，是被时代浪潮推出去的：“去内蒙种土豆！”从住工棚的农民工到账务管，他们的脚步踏实而坚定，像父辈垦荒时留下的犁痕。
出走怎能少了我大姐？几十年里她试了又试，可农村给女性设置的羁绊总是更多：公婆的牵绊，孩子的拖累，还有“女人就该守家”的观念。但她终究是我大姐，只要出发，就是远方——随女儿去了浙江龙泉。在茶山云雾间，她发来的照片里笑容舒展。
至此，三江平原上的七个“葫芦娃”全部“逃离”成功。
又何止是我们？这些年来，我走过许多地方，看见云南山区的彝家少年苦读英语，黄土高坡的后生组建施工队南下广州，江南水乡的姑娘们成群结队进纺织厂。逃离农村，是一个世界性命题。全世界的年轻人都在离开乡村，城市不断汲取乡野的血肉。所幸，我们七兄妹的逃离虽形态各异，却都步伐坚定。我们像蒲公英的种子，乘着时代的劲风，落在这片国土的各个角落。
直到退休。退了，休了，忽然有了大把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。年轻时总想着往前走，去看更高的山、更阔的海，如今却开始频频回望。今年春天，大家相约南下，一起登黄山，看云雾在脚下翻涌；游西湖，在苏堤白堤间慢慢走。可站在雷峰塔顶眺望西湖全景时，大哥忽然说：“这景是好，可总觉得隔着一层什么。”二哥接口：“不如咱家东面看无边无际的稻田，那才叫痛快。”原来，出走半生，我们心心念念的，还是那片黑土地。
车窗外，风景如电影长镜头不断推移，白桦林、红砖房、收割后的田野在秋阳下舒展，让人心情疏朗。先期抵达的二哥特地赶来双鸭山接站，同吃了牛肉面——还是二十年前的味道，辣子香得醇厚。再向宝清进发的路上，夕阳正好，把庄稼地染成一片金黄。
落脚县城弟弟家。做过三次癌症手术的弟妹结实了许多，在厨房里忙前忙后。等饭时我与在香港理工读硕士的侄女长谈，她说起毕业论文要研究乡村人口流动，我忍不住笑了：“咱们家就是现成的样本。”我们交流两代人的相处之道，也谈及家族中过度的利他——长勺子喂饭与短勺子自食，效率终究不同。可是，人情味儿在啊。
开饭了，大碴粥熬得稠稠的，炖豆角冒着热气，弟妹还特意为我这个胆囊刚摘除七天的人备了小米粥。一向怕见生人的小外孙与初识的漂亮姨妈一见如故，主动牵手如厕洗手，一边玩水一边吃饭，把大家都逗乐了。饭后，城市另一端的三妹、大哥大嫂携侄孙儿喜蛋儿也来了，一时热闹非凡。喜蛋儿有样有样，兴致勃勃给大家打分：“大爷爷九十分，二奶奶一百分……”笑语中强硬开启“彦榜”。其乐融融中，每个人都得到亲情的抚慰——或许这就是团聚最深沉的意义。晚来各自散去，骨干们各有任务，我们一家派不上用场，宿于玖驿公馆。一日纷繁又温暖，如家乡的天空，明净如初。
晨光透过窗棂，将房间切割成明暗交错的几何图形。醒来第一件事是查看睡眠评分——87分，七个半小时的睡眠，深睡占去两个半小时，回家的第一个完整夜晚，身体就以最诚实的方式表达着它的放松与满足。先生揉着眼睛说做了个奇怪的梦，梦见有人给他扎针，我说这是守护我们的亲人来给你祛病了，真好！
写完“逃离”，该说说“回归”了。回归的吸引力如此巨大，当小妹在群里发起聚会的提议，几乎是一呼百应，一呼秒应。我暗自猜想，这次聚会的由头大概与我有关——我刚做了手术，又卖了城里的房子，处在人生的转折点上。这么想着，心底不由荡开一片暖意，像投入石子的湖面，涟漪层层。
今年春天的江南之游，家族的年度聚会指标看似已经完成。但夏天的这场团聚，却有着不同的意义。就在他们在黄山合影时，我正签下卖房合同。这个夏天，趁着女婿休假，我必须回来办理交房。想到交房，满心焦虑：先生病中如何照顾，外孙黏人怎能割舍，满屋杂物如何归置……但“聚会”二字一出，大家齐齐回东北——这份期待浮起，那点焦虑顿时烟消云散。
回家，回的是大哥的家，回万北那所贴白瓷砖的平房。大哥大嫂提前一个月就回来开始收拾，院里院外，屋里屋外，园里园外，处处是活儿。院中的草长得太高，喷药枯死后仍难清理。大哥不愧是大哥——直接在枯草上铺更多枯草，浇上油，一把火点燃，问题迎刃而解。火光映着他花白的鬓角，那一瞬间，我仿佛看见年轻时他在秋收后烧荒的样子。
屋子空置已久，积了厚厚的灰尘。73岁的嫂子抡起抹布，动作依然利落得像年轻时在场上扬麦。她晕车厉害，每天从县城回村只能坐大哥的敞篷三轮。那天下雨，大哥给她蒙了块塑料布，下车时她还是吐得厉害，脸色苍白却还在笑着说不碍事。这就是我的嫂子，把苦累都当作本分。
这么多人回来，园子必须出菜。豆角要搭架，黄瓜要浇水，西红柿该打杈了，每一垄地都被赋予了具体任务，老两口忙上加忙，却乐在其中。大嫂说：“看着你们回来吃我种的菜，比什么都强。”
春天出游时已见识过大侄女团长的干练，这次回归，二哥二嫂格外热情。安排好手头事务，二侄女也从北京出发，在家族群里发来高铁穿越华北平原的视频。大姐最爱东北的夏天，我一订票就邀她尽早回来帮忙。她二话不说，提前抵达牡丹江亲戚家，说要先适应适应气候。三妹辞职回乡，这个决定艰难却也潇洒。什么妈带什么儿子——一向勤勉的刘多也“起义”了，休年假，必须回！只有小弟脱不开身，正逢起土豆的时节，视频里他举着新挖的土豆给我们看：“这土豆多面，留着给你们炖豆角。”承担召集重任的佳木斯团队年富力强，也意味着公务繁忙，脱身不易。但当回家的愿望足够强烈，所有问题都能一一化解。
回来了，“葫芦娃”回来了，“葫芦籽”也回来了，从四面八方、从不同的时间缝隙中纷纷归来！我们像是一群被寄养在天南地北的葫芦，根，却始终扎在三江平原的黑土地里。大哥在院里支起大锅，炖上小笨鸡；二哥搬出老相册，指认着泛黄照片上的故人；大姐和三妹在灶间烙饼，香味飘出好远；侄辈们带着孩子满院子跑，就像我们小时候一样。
故乡总是以春风化雨般的耐心和柔韧，完成对一个人的塑造——不仅是看得见的身体层面，更是看不见的精神层面。这些天，我注意到我们兄妹说话时，总会不自觉地冒出几句家乡土话；吃饭时，还是觉得大酱蘸菜最香；晚上睡觉，要听着远处的蛙鸣才睡得踏实。从价值观到生活习惯，从性格心态到饮食口味……回归，是得到过故乡滋养的漂泊者永恒的向往。
回故乡，即归本我。夜深了，大家还围坐在院子里不愿散去。星空低垂，银河清晰可见，像一条发光的巨川流过天际。笑声在院子里响起的那一刻，每个人都在心里默念：值，超值！以后，要常回来。
是时候了——舒展在都市里蜷缩太久的筋脉，梳理被现实纠缠的根须，嗅一嗅黑土地上草木的甜香，看一看炊烟怎样在晚风中袅袅升起，听一听彼此被岁月改变又未曾改变的心跳，说一说这半生流光里的悲欢故事……
鸡叫头遍了，村庄沉入最深的睡眠。而我醒着，贪婪地呼吸着这熟悉的空气。归来不是退守，而是为了重新出发。当黎明再次来临，我们这些归来的游子，将带着故乡赋予的勇气，继续走在各自的路上。只是这一次，脚步会更踏实，因为知道，根在这里，永远在这里。